无论是切割归类法还是整体定类法都已显得不合时宜。

[11]按照比较一致的看法，作为封建中国最后一部法典的大清律例，亦是以唐律为最初蓝本而在宋元明历代律例的基础上损益而成。从实践功能的角度讲，文义解释之所以在众多法律解释方法中获得优越地位，主要源于文义解释自身具有的基本优势：建构语义论点所需要的材料最少、规程最简洁、经济耗费最低。

按照陈锐教授的统计梳理，仅在法律答问中，解释者就对70余个术语进行了文义解释，特别是集中对布吏宫均人宦者显大夫同居医面大虞等30多个法律术语进行了语词定义，以释明这些重要法律语词的准确含义，法律答问的解释者为了明确某些罪名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已经达到了抽丝剥茧的地步。[62]可见，在严格禁止以释破律以释破法这一点上，唐律疏议的做法，是颇为值得现代法律解释者学习和效仿的。例如，本市公园禁止携带狗等宠物进入园内，联系该市公园管理立法目的保障游人安全的表述，可知前述规则表达了凡与狗具有同等危险性特征的宠物都禁止进入公园的立法原意。清代在颁行大清律例替代暂时适用的大明律后，刑部成为受理全国刑事案件、主管刑罚及监狱等政令的最高机关，当然也是全国最高的司法解释机关，但其解释权依然是完全服从于立法权的，本质上是服从于皇帝的立法权威，法律是根据皇帝本人一贯的统治意图所制定的。第二，鉴于立法解释在中华法系法律解释体制中的主导地位，而文义解释又是法律解释方法中居于优越地位的法律方法，使得立法文义解释的优势地位更加突出。

此并徒刑也，盖始于周。[1]但诚如武树臣先生指出的，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未能得到客观的阐释。[9]符号资本这个概念能够说明，戊戌变法时期的张之洞之所以安然无恙，康有为、梁启超的行动注定失败而亡命天涯，除了其他因素之外，符号资本拥有量的多少也是一个重要变项。

那他为什么要如此行事？张之洞虽然在武汉的现代化事业走在全国各地的前面，在同僚之间有极好的口碑，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对他也是赞赏有加，但他最擅长的仍是文化和教育。[15] 早期社会的上述经历构成了张之洞习性的关键因素。岂知人感天方感，泪洒香山讽喻诗。他可以举贤不避亲，但亲要以贤为前提。

简单地说，场域就是关系：这些位置的存在、它们加诸于其占据者、行动者以及机构之上的决定作用都是通过其在各种权力（或资本）的分布结构中的现在的与潜在的情境客观地界定的，也是通过其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统治、从属、同一等）而得到界定的。在这之前的1899年，吴板桥还有一个在中国国内的英文译本，书名被译成《劝学》（Learn。

[61]接下来就是围绕主稿问题，张之洞与刘坤一之间展开了儒家官僚式的你来我往。作为一种改革方案，那内指的是什么，外指的又是什么呢？作者告诉说，内是中国作为主体所应拥有和坚持的价值。张之洞的行动方式既来源于他那个阶级通常具有的习性，也有他自己的特点。张之洞认为，这样的建议和实施方案不能采取各省单独行动的方式，而应是各省之间互通声气联合行动，拿出统一的意见和方案，这样朝廷才能重视，也有利于各省共担责任。

张之洞开始酝酿反击的方式和手段。总督在自己的辖区允许并在财政上支持他们办报纸，而他们却利用报纸为自己的学说做广告搞宣传，这多少有点以公肥私的嫌疑。三、时机的把握 这里以张之洞1898年进京始末为对象，分析资本、习性和场域在张之洞行动中的交互作用，尤其是场域中的第二重关系所包含的问题。张之洞在取得了上述决定性优势的前提下，果断地进行了《劝学篇》的实践。

[55]张之洞中体西用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把西方做了力量与价值的二元化处理。[50]同前注[3]，辜鸿铭书，第318页以下。

第三重关系是他与同僚之间，合作这个概念包含了关系中隐蔽的竞争策略。译者向张之洞而不是康有为伸出了大拇指。

在这个队伍里，辜鸿铭是张之洞最信任的幕僚之一，其影响主要表现在，每当张之洞在政治变革的道路上赶得太急时，总会被这位忠心耿耿的幕宾拽一拽衣襟。张瑛虽不富有，但省吃俭用也要为儿子聘请学问、操守上最好的老师，让其接受最好的教育。对张之洞而言，无论在这两个机构什么位置上，他都得看满族同僚的脸色行事。他的主张被李鸿章看作是书生之见是好理解的。[10]简单地说，实践是一个人的性情（习性）及其在场域中所处的位置（资本），两者在社会舞台（场域）上，在现行状态中运作而来的结果。在中国传统官场，同僚之间的竞争往往都是表面上一团和气，暗地里互相较劲。

那些想守住祖宗之法一成不变的人会被认为不明智、不识时务，但忠诚很少会被怀疑。张之洞与康有为的合作关系都是以梁鼎芬为媒介。

李瀚章是李鸿章的胞兄，张之洞遭到参劾李瀚章受命处理，二人形成了精明的默契。在张之洞看来，这些激进主义者所采取的是一种愚蠢的行动策略。

他不会顺从最高当权者的错误决定，但也不会公开抵制。一方以长者、长官自居，让这位年轻的激进主义者听从自己的安排，把有关改革的言论和实践控制在自己许可的范围内。

然而，杨锐他们图省事，明明知道像军机处、总理衙门这样的机构不是让哪个人进去就能改变现状的情形下，还要偷偷摸摸地推荐张之洞。[46]在如何对待康有为激进主义这个问题上，张之洞还有一位重要的幕僚是上面提到的黄绍箕，他对《劝学篇》能够送达光绪皇帝手里起了决定作用。这在官僚阶层中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这一文本策略在文化保守主义那里因为内篇得到赞扬，而在进步主义那里又因其外篇所持的改革立场受到了肯定。

而他们共同侍奉的统治者——慈禧太后的最大特长是她超强的施恩能力，而且对恩威并施的帝王术也驾轻就熟。张之洞秉持的是慎重改革精神，主张循序渐进。

最高统治者考虑人事问题的首要原则是忠诚而不是能力，而所谓忠诚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表现得听话而已。[53]进而言之，《劝学篇》不是普通的作品，而是首先预设了它的阅读对象。

[60]张之洞的意见和建议得到刘坤一以及其他同僚的赞同，而且刘坤一建议由张之洞主笔，然后各省督抚签名联合上奏朝廷。在序言中他把张之洞的廉洁看作是在贪污成风的中国官场中的一个奇迹，称他不仅是一个改革家，而且是一个最激进的敢作敢为的改革家。

离开这一结构，许多东西就无法正确界定。张之洞是个善于抓住机会的人，那是他官场生涯的成功经验。假若被这位汉族同僚告发忠诚上有问题那就是大事。他的父亲张瑛虽然属于地方的中下层官僚，但特别重视子女的教育，而他本人也是这方面的楷模。

这一点，作为近代翻译家的严复在处理liberty这个概念时也表现得谨小慎微，以避免与肆意妄为发生联想。他不会背叛朝廷，却又真诚地希望朝廷能够开明、开放，放大眼光顺应现代大势，这也可以解释他入枢之后念念不忘先召开国会的原因。

[33] 从1898年11月起，美国传教士吴板桥（Samuel Isett Woodbridge, 1856-1926）在一个英文杂志上连载了《劝学篇》的英文译文，又于1900年将该书的英文译本在美国的纽约出版，其书名被改译为《中国的唯一希望》（Chinas Only Hope）。旧者构成道德基础，新者服务于实践之用。

张之洞认为黄遵宪在该事情上明显偏袒康有为一方，因此两人的关系破裂，张之洞把黄遵宪称作康党。听众和读者本身被语境化了，正如在主席台讲的话和在自己家里说的话的话语策略不同一样。